晝信基督夜信佛
作者：史鐵生（著名作家、散文家）
大概是我以往文章中流露的混亂，使得常有人問我：你到底是信基督呢，還是信佛法？我說我白天信基督， 夜晚信佛法。
這回答的首先一個好處是誰也不得罪。怕得罪人是我的痼疾，另方面，信徒們多也容易被得罪。當著佛門弟子讚美基督，或當著基督徒頌揚佛法，你會在雙方臉上看到同樣的表情：努力容忍著的不以為然。
這表情應屬明顯的進步，若在幾十年前，信念的不同是要引發武鬥與迫害的。但我不免還是小心翼翼，只怕那不以為然終於會積累到不可容忍。
怕得罪人的另一個好處，是有機會兼聽博采，算得上是因禍得福。麻煩的是，人們終會看出，你哪方面的立場都不堅定。
可信仰的立場是什麼呢？信仰的邊界，是國族的不同？是教派的各異？還是全人類共通的理性局限，以及由之而來的終極性迷茫？
人的迷茫，根本在兩件事上：一曰生，或生的意義；二曰死，或死的後果。倘其不錯，那麼依我看，基督教誨的初衷是如何面對生，而佛家智慧的側重是怎樣看待死。
這樣說可有什麼證據嗎？為什麼不是相反——佛法更重生前，基督才是寄望於死後？證據是；大凡向生的信念，絕不會告訴你苦難是可以滅盡的。為什麼？很簡單，現實生活的真面目誰都看得清楚。清楚什麼？比如說：樂觀若是一種鼓勵，困苦必屬常態；堅強若是一種讚譽，好運必定稀缺；如果清官總是被表彰呢，則貪腐勢力必一向強大。
在我看，基督與佛法的根本不同，集中在一個“苦”字上，即對於苦難所持態度的大相徑庭。前者相信苦難是生命的永恆處境，其應對所以是“救世”與“愛願”；後者則千方百計要遠離它， 故而祈求著“往生”或“脫離六道輪回”。而這恰恰對應了白天與黑夜所向人們要求的不同心情。
外面的世界之可怕，連小孩子都知道。見過早晨幼稚園門前的情景嗎？孩子們望園怯步，繼而大放悲聲；父母們則是軟硬兼施，在笑容裡為之哭泣。聰明些的孩子頭天晚上就提前哀求了：媽媽，明天我不去幼稚園！
成年人呢，早晨一睜跟，看著那必將升起的太陽發一會兒愣，而後深明大義：如果必須加入到外面的世界中去，你就得對生命的苦難本質說是。否則呢？否則世上就有了“抑鬱症”。
待到夕陽西下，幼稚園門前又是怎樣的情景呢？親人團聚，其樂陶陶，完全是一幅共用天倫的動人圖畫！及至黑夜降臨， 孩子在父母含糊其詞的許諾中睡熟；父母們呢，則是在心裡一遍遍祈禱，一遍遍驅散著白天的煩惱，但求快快進入夢的黑甜之鄉。倘若白天揮之不去，《格爾尼卡》式的怪獸便要來禍害你一夜的和平。
所以，基督信仰更適合於苦難充斥的白天。他從不作無苦無憂的許諾，而是要人們攜手抵抗苦難，以建立起愛的天國。
譬如耶穌的上十字架，一種說法是上帝舍了親子，替人贖罪，從而彰顯了他無比的愛願。但另一種解釋更具深意：創世主的意志是誰也更改不了的，便連神子也休想走走他的後門以求取命運的優惠，於是便逼迫著我們去想，生的救路是什麼和只能是什麼。
愛，必是要及他的，獨自不能施行。
白天的事，也都是要及他的，獨自不能施行。
而一切及他之事，根本上有兩種態度可供選擇：愛與恨。
恨，必致人與人的相互疏遠，相互隔離，白天的事還是難於施行。
惟有愛是相互的期盼，相互的尋找與溝通，白天的事不僅施行，你還會發現，那才是白天裡最值得施行的事。
白天的信仰，意在積極應對這世上的苦難。
佛門弟子必已是忍無可忍了：聽你的意思，我們都是消極的嘍？
非也，非也！倘其如此，又何必去苦苦修行？
夜晚，是獨自理傷的時候，正如歌中所唱：“這故鄉的風，這故鄉的雲，幫我撫平傷痕。我曾經豪情萬丈，歸來卻空空的行囊……”
你曾經到哪兒去了？傷在何處？
我曾赴白天，傷在集市。在那兒，價值埋沒于價格，連人也是一樣。
所以就，“歸來吧！歸來喲！別再四處漂泊……”
夜晚是心的故鄉，存放著童年的夢。夜晚是人獨對蒼天的時候：我為什麼要來？我能不能不來，以及能不能再來？“死去原知萬事空”，莫非人們累死累活就是為了最終的一場空？空為何物？死是怎麼回事？死後我們會到哪兒去？“我”是什麼？靈魂到底有沒有？……黑夜無邊無際，處處玄機，要你去聽、去想，但沒人替你證明。
白天（以及生）充滿了及他之事，故而強調愛。黑夜（以及死）則完全屬於個人，所以更要強調智慧。白天把萬事萬物區分得清晰，黑夜卻使一顆孤弱的心連接起浩瀚的寂靜與神秘，連接起存在的無限與永恆。所謂“得大自在”，總不會是說得一份大號的利己之樂吧？而是說要在一個大於白天、乃無窮大的背景下，來評價自我，於是也便有了一份更為大氣的自知與自信。
“自在”一詞尤其值得回味。那分明是說：只有你——這趨於無限小的“自”，與那無邊無際趨於無限大的“在”，相互面對、相互呼告與詢問之時，你才能確切地知道你是誰。而大凡這樣的時刻，很少會是在人山人海的白天，更多地發生於隻身獨處的黑夜。
倘若一葉障目不見泰山，拘泥於這一個趨於無限小的“我”，煩惱就來了。所謂“驅散白天的煩惱”，正是要驅散這種對自我的執著吧。
執著，實在是一種美德，人間的哪一項豐功偉績不是因為有人執著於斯？惟執迷才是錯誤。但如何區分“執著”與“執迷”呢？常言道“但行好事，莫問前程”，“只問耕耘，不問收穫”，執於前者即是美德，執於後者便生煩惱。所以，其實，一切“迷執”皆屬“我執”！用一位偉大的印第安巫士的話說，就是“我的重要性”——一切“迷執”都是由於把自我看得太過重要。那巫士認為，只因在“我的重要性”上耗費能量太多，以致人類蠅營狗苟、演變成了一種狹隘的動物。所以狹隘，更在於這動物還要以其鼠目寸光之所及，來標定世界的真相。
那巫士最可稱道的品質是：他雖具備很多在我們看來是不可思議的神奇功能，但並不以此去沽名釣譽；他雖能夠看到我們所看不到的另類存在，但並不以此自封神明，只信那是獲取自由的一種方式；他雖批評理性主義的狹隘，卻並不否定理性，他認為真正的巫士意在追求完美的行動、追求那無邊的寂靜中所蘊含的完美知識，而理性恰也是其中之一。我理解他的意思是：這世界有著無限的可能性，無論局限於哪一種都會損害生命的自由。這樣，他就同時回答了生的意義和死的後果：無論生死，都是一條無始無終地追求完美的路。
是嘛，歷史並不隨某一肉身之死而結束。但歷史的意義又是什麼呢？進步、繁榮、公正？那只能是階段性的安慰，其後，同樣的問題並不稍有減輕。只有追求完美，才可能有一條永無止境又永富激情的路。或者說，一條無始無終的路，惟以審美標準來評價，才不至陷於荒誕。
基督信仰的弱項，在於黑夜的匱乏。愛，成功應對了生之苦難。但是死呢？虛無的威脅呢？無論多麼成功的生，最終都要撞見死，何以應對呢？莫非人類一切美好情懷、偉大創造、和諧社會以及一切輝煌的文明，都要在死亡面前淪為一場荒誕不成？這是最大的、也是最終的問題。
據說政治哲學是第一哲學，城邦利益是根本利益，而分清敵我又是政治的首要。但令我迷惑的仍然是：如果“死去原知萬事空”，憑什麼認為“及時行樂”不是最聰明的舉措？既是最聰明的舉措，難道不應該個個爭先？可那樣的話，誰還會顧及什麼“可持續性發展”？進而，為了“及時行樂”而巧取豪奪他人——乃至他族與他國——之美，豈不也是順理成章？
“但悲不見九州同”確是一種政治的高尚，但信心分明還是靠著“家祭無忘告乃翁”，就連“王師北定中原日”也難彌補“死去原知萬事空”的悲涼與荒誕。所以我還是相信，生的意義和死的後果，才是哲學的根本性關注。
當然，哲學難免要向政治做出妥協。那是因為，次一等的政制也比無政府要好些，但絕不等於說哲學本身也要退讓。倘若哲學也要隨之退一等，便連城邦的好壞也沒了標準，還談的什麼妥協！妥協與同流合污畢竟兩碼事。
佛法虛無嗎？恰恰相反，他把“真”與“有”推向了無始無終。而死，絕不等於消極，而是要根本地看看生命是怎麼一回事，全面地看看生前與死後都是怎麼一回事，以及換一個白天所不及的角度，看看我們曾經信以為真和誤以為假的很多事都是怎麼一回事……
故而，佛法跟科學有緣。說信仰不事思辨顯然是誤解，只能說信仰不同於思辨，不止於思辨。佛門智慧，單憑沉思默想，便猜透了很多物理學幾千年後才弄懂的事；比如“惟識”一派，早已道出了“量子”的關鍵。還有“薛定鍔的貓”——那只可憐的貓呵！
便又想到醫學。我曾相信中醫重實踐、輕理論的說法，但那不過是因為中醫理論過於艱深，不如西醫的解剖學來得具體和簡明。中醫理論與佛家信念一脈相承，也是連接起天深地遠，連接起萬事萬物，把人——而非僅僅人體——看作自然整體之局部與全息。倒是白天的某些束縛（比如禮儀習俗），使之在人體解剖方面有失仔細。而西醫一直都在白天的清晰中，招招落在實處，對於人體的機械屬性方面尤其理解得透徹，手段高超。比如器官移植，比如史鐵生正在享用著的“血液透析”。
要我說，所謂“中西醫結合”，萬不可弄成相互的頂替與消耗，而當各司其職，各顯其能；正如晝夜交替，陰陽互補，熱情與清靜的美妙結合。
不過，說老實話，隨著科學逐步深入到納米與基因層面，西醫正在彌補起自身的不足，或使中醫理念漸漸得其證實也說不定。不過，這一定是福音嗎？據說納米塵埃一旦隨風飛揚，還不知人體會演出怎樣的“魔術”；而基因改造一經氾濫，人人都是明星，太陽可咋辦！中醫就不會有類似風險——清心寡欲為醫，五穀百草為藥，人倫不改，生死隨緣，早就符合了“低碳”要求。不過這就好了嗎？至少我就擔心，設若時至1998年春“透析”技術仍未發明，史鐵生便只好享年四十七歲了，哪還容得我六十歲上晝信基督夜信佛！
處處玄機，要你去聽、去想，但沒人替你證明。
白天（以及生）充滿了及他之事，故而強調愛。黑夜（以及死）則完全屬於個人，所以更要強調智慧。白天把萬事萬物區分得清晰，黑夜卻使一顆孤弱的心連接起浩瀚的寂靜與神秘，連接起存在的無限與永恆。所謂“得大自在”，總不會是說得一份大號的利己之樂吧？而是說要在一個大於白天、乃無窮大的背景下，來評價自我，於是也便有了一份更為大氣的自知與自信。
“自在”一詞尤其值得回味。那分明是說：只有你——這趨於無限小的“自”，與那無邊無際趨於無限大的“在”，相互面對、相互呼告與詢問之時，你才能確切地知道你是誰。而大凡這樣的時刻，很少會是在人山人海的白天，更多地發生於隻身獨處的黑夜。
倘若一葉障目不見泰山，拘泥於這一個趨於無限小的“我”，煩惱就來了。所謂“驅散白天的煩惱”，正是要驅散這種對自我的執著吧。
執著，實在是一種美德，人間的哪一項豐功偉績不是因為有人執著於斯？惟執迷才是錯誤。但如何區分“執著”與“執迷”呢？常言道“但行好事，莫問前程”，“只問耕耘，不問收穫”，執於前者即是美德，執於後者便生煩惱。所以，其實，一切“迷執”皆屬“我執”！用一位偉大的印第安巫士的話說，就是“我的重要性”——一切“迷執”都是由於把自我看得太過重要。那巫士認為，只因在“我的重要性”上耗費能量太多，以致人類蠅營狗苟、演變成了一種狹隘的動物。所以狹隘，更在於這動物還要以其鼠目寸光之所及，來標定世界的真相。
那巫士最可稱道的品質是：他雖具備很多在我們看來是不可思議的神奇功能，但並不以此去沽名釣譽；他雖能夠看到我們所看不到的另類存在，但並不以此自封神明，只信那是獲取自由的一種方式；他雖批評理性主義的狹隘，卻並不否定理性，他認為真正的巫士意在追求完美的行動、追求那無邊的寂靜中所蘊含的完美知識，而理性恰也是其中之一。我理解他的意思是：這世界有著無限的可能性，無論局限於哪一種都會損害生命的自由。這樣，他就同時回答了生的意義和死的後果：無論生死，都是一條無始無終地追求完美的路。
是嘛，歷史並不隨某一肉身之死而結束。但歷史的意義又是什麼呢？進步、繁榮、公正？那只能是階段性的安慰，其後，同樣的問題並不稍有減輕。只有追求完美，才可能有一條永無止境又永富激情的路。或者說，一條無始無終的路，惟以審美標準來評價，才不至陷於荒誕。
基督信仰的弱項，在於黑夜的匱乏。愛，成功應對了生之苦難。但是死呢？虛無的威脅呢？無論多麼成功的生，最終都要撞見死，何以應對呢？莫非人類一切美好情懷、偉大創造、和諧社會以及一切輝煌的文明，都要在死亡面前淪為一場荒誕不成？這是最大的、也是最終的問題。
據說政治哲學是第一哲學，城邦利益是根本利益，而分清敵我又是政治的首要。但令我迷惑的仍然是：如果“死去原知萬事空”，憑什麼認為“及時行樂”不是最聰明的舉措？既是最聰明的舉措，難道不應該個個爭先？可那樣的話，誰還會顧及什麼“可持續性發展”？進而，為了“及時行樂”而巧取豪奪他人——乃至他族與他國——之美，豈不也是順理成章？
“但悲不見九州同”確是一種政治的高尚，但信心分明還是靠著“家祭無忘告乃翁”，就連“王師北定中原日”也難彌補“死去原知萬事空”的悲涼與荒誕。所以我還是相信，生的意義和死的後果，才是哲學的根本性關注。
當然，哲學難免要向政治做出妥協。那是因為，次一等的政制也比無政府要好些，但絕不等於說哲學本身也要退讓。倘若哲學也要隨之退一等，便連城邦的好壞也沒了標準，還談的什麼妥協！妥協與同流合污畢竟兩碼事。
佛法虛無嗎？恰恰相反，他把“真”與“有”推向了無始無終。而死，絕不等於消極，而是要根本地看看生命是怎麼一回事，全面地看看生前與死後都是怎麼一回事，以及換一個白天所不及的角度，看看我們曾經信以為真和誤以為假的很多事都是怎麼一回事……
故而，佛法跟科學有緣。說信仰不事思辨顯然是誤解，只能說信仰不同於思辨，不止於思辨。佛門智慧，單憑沉思默想，便猜透了很多物理學幾千年後才弄懂的事；比如“惟識”一派，早已道出了“量子”的關鍵。還有“薛定鍔的貓”——那只可憐的貓呵！
便又想到醫學。我曾相信中醫重實踐、輕理論的說法，但那不過是因為中醫理論過於艱深，不如西醫的解剖學來得具體和簡明。中醫理論與佛家信念一脈相承，也是連接起天深地遠，連接起萬事萬物，把人——而非僅僅人體——看作自然整體之局部與全息。倒是白天的某些束縛（比如禮儀習俗），使之在人體解剖方面有失仔細。而西醫一直都在白天的清晰中，招招落在實處，對於人體的機械屬性方面尤其理解得透徹，手段高超。比如器官移植，比如史鐵生正在享用著的“血液透析”。
要我說，所謂“中西醫結合”，萬不可弄成相互的頂替與消耗，而當各司其職，各顯其能；正如晝夜交替，陰陽互補，熱情與清靜的美妙結合。
不過，說老實話，隨著科學逐步深入到納米與基因層面，西醫正在彌補起自身的不足，或使中醫理念漸漸得其證實也說不定。不過，這一定是福音嗎？據說納米塵埃一旦隨風飛揚，還不知人體會演出怎樣的“魔術”；而基因改造一經氾濫，人人都是明星，太陽可咋辦！中醫就不會有類似風險——清心寡欲為醫，五穀百草為藥，人倫不改，生死隨緣，早就符合了“低碳”要求。不過這就好了嗎？至少我就擔心，設若時至1998年春“透析”技術仍未發明，史鐵生便只好享年四十七歲了，哪還容得我六十歲上晝信基督夜信佛！
